很多时候，国内学政治的人都在想，标榜民主政治的西方大国，比如美国，是否真的是中国政治改革中的学习榜样，美国输出的民主，给那些输入国际带来的到底是繁荣还是灾难？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的从美国民主的基础开始挖起，从经济源头来“顺势而上”，分析上层政治的状况和意义。

一朋友推荐我看一文，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的文章。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我们敞开门户，大量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体制，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老百姓总算明白了过来，购买力的巨大作用，政府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让经济走强，才能在政治改革上有所突破。但是三十年来，我们在民主建设上到底有没有提高，表面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是，提高的程度是否已经符合目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了？

虽然，我们不是领导层，领导层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施政观念一五一十如实无误的传播给底层民众，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顾虑，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产阶级占多数及法治的确立是民主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中，是否能“两全”，如果是两全了，为何还有陈良宇的社保资金案的发生？你可以说，正是中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才不可避免的产生贪渎事件，但是臃肿不是腐败的根源，腐败是因为法治的真空，臃肿中亦可有法治存在，而导致贪渎腐败的法治真空正是由于机构中的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人为造成的。

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另一个朋友的留言：

“目前中国是过大的政府，这个不是指领导层和决策层，而是指地方机构和政府。他们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某些方面和最高的决策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某些时候会成为改革推进的阻力。他们不放弃目前过大的权力的一个理由就是：民众素质不够高，本地企业不够强大，本地市场运作不够先进和规范，制度不够健全，结论——放开就会乱，所以不能放。

群体性无意识的行为会不会有？当然会有，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买涨不买跌、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但这些不能用行政管制的手段去解决，短期偶尔用一下除外。也不可能在大众素质提高了后就解决了，美国老百姓素质够高了罢，还不照样楼市大泡沫了嘛。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相应的，羊群效应和暴民政治这些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只能用发展的方式去解决，而不能等条件都完全具备了再发展，条件永远不可能有完全具备的那一天。

说到底，其实对民主的条件和限制等基本问题，大家的看法没有本质分歧。有分歧的是怎样循序渐进的“度”的问题。中国现在具备民主的部分条件了吗？当然是具备的。现在有的地区在农村村一级的基层组织，试验民主集体决策制度，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好例子就是浙江由于政府几年前就把很多权力放给了市场，结果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推高了整个浙江的实力，更形成了良好的市场主导的运作机制。”


社会现在谈M型社会，两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当寻求稳定的中产阶级逐渐分化到底层和顶层阶级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精英治国论和多数治国论中的担忧：精英多数派故意“出错”，甚至抹杀平凡少数派的意见，让其“归顺”，以满足高层利益集团的利益追求。这样的担忧，对于中国在走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改革道路中，是需时刻戒防的。

中国不能一味的追求美国所谓的民主，而是要走超越美国以外的更高的不被误读的民主，首先考虑民主所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就是社会的和谐繁荣和国民的富足生活，这个价值理应高于民主本身。

前阵子看台灣大选，说民主春风终吹到了宝岛，千万选民和大陆民众见证了台灣的民主一次新发展。但是在百分之七十几的投票率下，有没有人来关心，剩下没有参与的百分之二十几的选民，他们手中的这民主一票为何没有投出來？又有多少人真正考虑过，手中的一票真的是为了民主选举这个程序来投还是说仅仅为了寻求改变，让自己衣食住行都逐渐变好的希冀？这些选票是标榜了“民主”还是标榜了对过去政府的不信任，希望新政府给予变革和发展的“期望”？一场标榜了民主进步的选举是两个派系相互谩骂，时刻提防对手“奥步”，时刻对民众“消毒”的场面？我想，每一位在选后落泪的选民，无论他是为支持派系的失败所落泪还是为支持派系的胜利所动情，他的眼泪包含了绝对不是很单纯的“民主好坏”，更多的应该是为“变革力量”的增强而落泪，绿营精英担忧蓝营上台后“变革过大”，影响了他们的大利益，绿营民众担心在大利益温床中成长的个体小利益会受损，这就是为何南部农民皆绿。蓝营皆为“变革加大加速”而欢喜，因为利益集团的追求将被得到满足。选战中，为何谩骂之声多于政见的阐述之声？如果说，选举的民主在于被骂的一方终取得了公道，打败了谩骂的一方的话，这样的民主也单纯了，这之间，被政治家大打“民主牌”把玩的民众则变成了最无辜的“无知者”。

无论是台灣还是大陆，相信领导层都有自己的远见卓识，应对一切可能发生在民主中的问题，在一定的尺度和范围之下携手走出共同的繁荣，这点，我深信不疑，精英阶层毕竟是精英阶层，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上，总有最“润滑”的一面，总有一定的智慧来面临挑战，走出自己特色的民主之路。


转：张维为的《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近来肯尼亚、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期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点西方先哲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今天看来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这将有利于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比孔子晚 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直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N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只强调简单的选举程序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当属德国。

希特勒的纳粹党利用德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采用民粹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获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只有“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的启示吧。

中产阶级和法治因素至关重要(

古希腊还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少、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最近的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级、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多数，这将对中国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他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90％。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十三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不是为民主而民主(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直线下降。

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3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

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